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卫生部将胡熙明同志从西苑医院调回卫生部工作，任命为中医局副局长，部党组委员。1984年胡熙明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到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时，他又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党组书记。他在1990年被调回卫生部任副部长，不再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1976至1990年这十四年，是中医事业从文革浩劫后的一片废墟中拨乱反正、艰难起步，而又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全国中医药工作厅局长会议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可见一斑：“教育部一九八二年统计，全国当时的二十三所中医学院的设备总值，比一所南京工学院还少七百二十九万元。”
胡熙明副部长作为中医的主帅，在中医一穷二白，又遇到来自卫生部某些领导的重重阻力的严重困难局面下，含辛茹苦，艰难创业，敢顶敢拼，凛然正气，其肝胆胸襟，人格力量，令我们这些当时的下属们肃然起敬。
“政声人去后，功过世人评”。胡熙明副部长主政中医工作的十四年（1976—1990），是建国后中医最困难的十四年，也是中医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四年，虽然这些功劳不能全算在他一个人的头上，有政府的扶持和全国中医界的共同努力，但是，他的主帅作用与领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无法抹煞的。时势造就了英雄，英雄又造就了时势！
胡熙明副部长主政的14年，下面这一组数字非常能说明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6年底，全国有中医药人员24万人，到1990年底，全国的中医药人员发展到54．3万人，增加了30.3万人，增长了126，翻了一倍多，年均增长6。结果到了2013年底，即23年后，全国中医药人员为52．3万人，23年后反而下降了2万人（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9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执业医师法》，执业医师法是唯学历论的，原来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城市里的一批老的没有学历的中医，或因没有学历，或是在后来的执业医师考试中未能考过，被取消了中医师资格，这是中医减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在1998年以前，中医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在医院试用一年后即自然转为中医师，而此法颁布后，中医院校毕业生试用期满一年后，还要重新去考卫生部门的执业中医师，有相当一部分人考不过，所以出现人数下降。）
1976年底，全国有中医医院171所，到1990年底，全国中医医院发展到2141所，比1976年增加了1970所，增长了1152，翻了11倍，平均每年递增19.8。这一个时期，为今天乃至今后中医医院的发展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
1976年底，全国有中医病床16000张，到1990年底，全国中医病床发展到196000张。比1976年增加18万张，增长1125，平均每年递增19.6，翻了11倍，这是一个近乎奇迹的速度，是一个再也不可能出现或复制的速度。
到了1990年，全国有20个省（市）实现了“县县有中医医院”的目标；西医医院95以上都设立了中医科；全国民族医药机构发展到100多所；中西医结合医院发展到26所。全国有中医门诊部364所；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和民族医院校发展到32所；中等中医药学校发展到57所。中医药科研机构发展到170所。1985年至1990年五年间获部局级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达231项，获各种国际奖励29项。中成药工业总产值1990年完成51．18亿元，产量19．06万吨。 “七五”期间，一批中药工商企业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和局级先进企业。12个中成药产品获国家金银质量奖，65个产品获国家级优质产品奖。中药对外贸易五年间创汇13亿美元，出口已遍及125个国家和地区。
胡熙明副部长在任期间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79年）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1987年），当时国外医药卫生界人士前来我国考察、学习和进修中医、中药的也越来越多，在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各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的占第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设立了七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通过举办国际针灸班，为116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一千多名针灸医生。四川、湖北等十二个省市先后召开了振兴中医大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也加强了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特别是他与崔月犁部长、田景福司长等人，为促成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做了大量的长期的艰辛的工作，最终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传统医学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并争取到了每年一个亿的中医专项补助经费，争取到了有关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这是史无前例的，为全世界各国对传统医学的管理树立了典范与榜样，也为此后的全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做了一件功德千秋的壮举。
胡部长是一个刚直不阿、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中医死命的好领导。他到全国为中医奔走呼吁，在卫生部党组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上经常为中医据理力争。有时中医得到支持或安排了项目，他回来就欢欣鼓舞，笑得好灿烂；有时某个副部长排斥打压中医，他散会回来后就气得不行。
1985年8月，胡部长在全国中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一针见血的指出：“长期以来，卫生行政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的认识不足，少数同志甚至怀疑中医的科学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看成是西医的补充，把中医摆在西医的从属地位，致使中医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医药学不但不能发扬光大，甚至会衰败下去，这将是历史性的错误。”这种话会后肯定会传到卫生部里去，因为当时卫生部里个别领导和某个司是反对中医这么快的发展的，他们经常对中医的发展出难题或冷嘲热讽，当时中医局有的同志提出在正式印发的卫生部文件中把这一段话删去，胡部长说：“怕什么，他们这么做了我还不能说？就这么印！”
1986年10月30日，卫生部在湖北省沙市召开了“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工作会议”，胡部长在会议报告中坚定不移的提出了“普及县级中医医院”的历史性号召：“1.关于机构建设。首先要求在数量上按照“七五”规划，到“七五”期末实现县县有中医医院的目标。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县如不具备条件，可以先建门诊部。其次在质量上，要求县级中医医院的规模和标准不低于同级综合医院；目前各地在筹建时，可根据这个标准全面规划，分期建设；少数经济有困难的地区，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第一步可掌握在床位不少于六十张，临床业务科室不少于五个，医疗设备总值不低于十万元。”这种目标和提法，对于后来基本上普及了县级中医医院起到了引导和政策的重要作用。
开沙市会议时，我正在湖北省卫生厅任中医处处长，但那时已经把我借调到卫生部工作了，正在办调京手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胡部长在做工作报告时，讲到卫生部个别司长对中医歧视排斥时非常激动的说“你们西医在上面坐沙发，我们中医在下面坐着一个小马扎，你们还不给坐，非要我们坐在地上去，这样就公平啦？”我是南方人，听不懂什么是小马扎，后来问北方的同志，才知道那是北方农村的一种小凳子。
